“超级选举年”的经济冲击和政治动荡埋下诸多隐忧：多国民粹主义和右翼政治力量日益崛起发布的报告说明，进入2025年，全球面临主要风险包括国家间武装冲突、地缘经济对抗、虚假信息、社会极化，这一些因素相互交织，扩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IPP客座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顾问理事 Mehri Madarshahi 教授认为，多国政坛动荡的复合影响可能外溢至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塑造2025年及以后的发展轨迹，在此期间，民主和民主规则可能遭受更多挑战。美国等国家正经历战略调整，中国可以抓住权力真空期，将自己定位为全球领导者。通过制定战略目标、壮大经济实力和地理政治学议程，在全世界内扩大其影响力。

  The Global Upheavals and the Shifting Political Landscape

  自从去年九月份发表关于“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及其在重塑未来道路中的作用”的文章以来，我目睹了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在不可避免的风暴和飓风中，我看到了世界如何愚蠢地在沙滩上建造充满希望的城堡，却又被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浪潮冲垮。正如克里斯·海斯（Chris Hayes）最近在《》观点栏目撰写的客座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

  2024年，这个已被历史埋葬的年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性事件、经济冲击和政治动荡，留下了需要多年才能愈合的深刻伤痕。在短短十二个月内，全球近70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举行了选举。

  这些选举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由高通胀和疫情后经济失调引发的经济不满。这一些因素导致了反在任者情绪的激增。

  在许多选举中，对秘密干预和在线虚假信息的担忧日益增加。Meta——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的母公司——报告称，仅在2024年就删除了20个与选举相关的秘密影响力操作。

  然而，打击虚假信息的努力常常被政治化和武器化，降低了其有效性，并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民粹主义领导人在这种环境中茁壮成长，利用经济焦虑指责全球化，并将移民、难民和少数族裔作为替罪羊。他们指责贸易协议、外国竞争和跨国公司造成了经济困境。他们承诺带回工作机会并保护本地产业，引起了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的共鸣。

  或许2024年最具震撼性的政治进程是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特朗普掌握了国会、司法、最高法院、财政部和安全机构的全面控制，迅速实施了他的议程。

  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慢慢的变多地影响公共议程，从太空政策到辩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案例展示了资本家对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他塑造能源政策、太空探索、全球连接和公共议程的能力，既展示了集中私人权力在民主社会中的机遇，也揭示了其风险。马斯克的影响力可能会继续增长，引发关于问责、治理和资本家在塑造未来中的角色的关键问题。

  以特朗普为引领者，今天我们目睹了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削弱，现在崛起的极右翼正试图重塑话语体系。这一新运动依赖于那些被外部力量抛在后面的弱势人群日渐增长的社会孤立感。他们在传统行业中的工作被技术、创新和离岸外包所取代。现代化的快速步伐打乱了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解构了他们古老的信仰结构，并引发了困惑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在极右翼运动和意识形态中找到了替代的舒适区。

  随着美国从多边主义退缩，中国可以把握机会将自己定位为全球领导者。美国对国际合作的新方式——以民族主义、对多边协议的怀疑和对联盟的交易性看法为标志——可能允许中国，根据其战略目标、经济实力和地理政治学议程，在全世界内扩大其影响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能够继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财富与政治权力的交织给民主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尽管民主本应基于人民主权的原则运行，即民选代表服务于人民的意愿，但资本家、寡头和企业精英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已经重塑了决策过程，使其更倾向于维护少数富人的利益，而不是更广泛的公众利益。

  随着我们进入2025年，一个问题任旧存在：全球自由主义衰退所留下的空白将由什么来填补？多极世界秩序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几代人的全球治理、民主和经济稳定的轨迹。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